宗性法师：深度的自我管理是僧团建设的目标

摘要：“现代管理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佛教僧团的管理也引起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对印度佛教僧团，以及中国汉传佛教僧团的管理办法的介绍，提出了僧团管理行为应止恶修善、完善个人的修养伦理和道德，实现自我觉醒、自我管理的精神。

    “管理”是伴随着人类漫长的发展史而长期存在的社会行为，但“管理”行为成为独立的管理学科，却是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的现代化发展进程才不断形成的。而近现代以来新兴的“管理学” ，除了对古代管理行为的研究和发掘外，主要是在近现代民主；与科学思潮的影响下，形成管理行为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乃至人性化为特点的新型管理模式。这些新型的管理模式在包括政府、企业在内的社会各领域得到普遍认同和适用，深受从事不同职业管理者的推崇。

    佛教事业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佛教事业中的管理行为，特别是佛教僧团的管理工作，也备受关注。甚至有人士提出，传统佛教僧团的管理是时代的产物，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需求，主张佛教僧团管理应借鉴现代社会企业管理的经验，提出佛教僧团管理企业化的理念。2008年11月4日，国家宗教局和中国佛教协会在上海组织召开了寺院管理座谈会，表明有关方面对这一课题已引起相当程度的重视。笔者通过对这一命题的思考，觉得现代化的管理模式有其优越性，但佛教僧团的管理确有着特殊性，两种不同类型的管理行为虽也有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在终极目标上却有着极大的差异。笔者拟通过对传统佛教僧团的管理法作一些剖析，发现传统佛教中僧团管理的经验和目标并没有过时，而是有积极的现代意义。并以此就教诸方，希望得到贤达指正，以匡不逮。

中国汉传佛教中僧团的管理

    佛教自西元前后传入中国后，距今已有两千余年的历史。由于佛法思想的圆融性，佛教在中国两千余年的传播中，在与中国社会、文化、经济等互动中，形成了别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形态，其中，佛教寺院及僧团的差异最为明显。仅就僧团而言，就与印度佛教时期的僧团在形式上有着较大的改变，特别是进入隋唐时期，中国汉传佛教的僧团，一改印度佛教时期僧团乞食生活的传统，僧团成员以寺院的形式集中定居，并制定相应的日常规则，以保证寺院的日常运转。中国汉传佛教的僧团成员，除了继承印度佛教时期形成的戒律，同时还要遵守适应中国具体情况而制定的寺院日常规则，这一特点，在中国汉传禅宗寺院特别突出，以致后来在中国汉传佛教禅宗寺院中，形成独特的禅林清规。现存的禅林清规达十余种之多，但现在能见到的最早的清规应是宋代宗颐禅师（1009～1092）制定的《禅苑清规》，而现行普遍使用的当推《百丈清规》。。这些清规的内容，主要是寺院组织规程及僧人日常生活的规则，既有关于僧人行住坐卧等威仪所定之仪则，又有僧团集体所必须遵守之制度。

    另外，在汉传佛教寺院中，僧人除了对禅林清规奉行外，还应遵循《二十四门仪则》（又称《沙弥律仪》）等细则。从《二十四门仪则》的内容来看，主要是针对沙弥阶段（僧团预备成员），僧人应养成的行为规范而制定的教育守则。这些内容，虽然是对沙弥阶段的教育，但实际上是僧团所有成员终身奉行的行为准则。因此，中国汉传寺院僧团的成员，除了接受印度佛教的戒律规范外，还要兼受禅林清规及相关细则的约束。

    中国汉传佛教的僧团管理，主要是通过印度时期佛教的戒律和在中国社会背景下形成的禅林清规及相关细则来实现的。

传统佛教僧团管理的目标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印度佛教僧团的管理，主要是透过二部戒法和二十犍度来实现的，而中国汉传佛教僧团的管理，在继承印度佛教透过戒律来实现管理的传统外，还制定了相应的清规和细则，来补充和完善僧团的具体管理行为。诚如现代化管理学科所指出的一样，管理只是方法和手段，并不是管理行为的终极目标，那么印度时期和中国汉传佛教的僧团管理，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呢？

    关于印度佛教中僧团管理的终极目标，我们可以从佛陀在创立戒律时所提出的制戒原则中来探索和把握。据律典记载，佛陀在制定每条具体的戒文时，都同时提出制定这些戒文的具体目标：一摄取于僧，二令僧欢喜，三令僧安乐，四令未信者信，五已信者增长，六难调者令调顺，七惭愧者得安乐，八断现在有漏，九断未来有漏，十正法得久住。从佛陀所提出的以上制戒“十句义”来看，“摄取于僧”、“令僧欢喜”、“令僧安乐”、“难调者令调顺”，其中的“僧”，既是指僧团成员，也是指整个僧团，这就说明戒律的制定具有保障僧团的凝聚力和摄受力等功用，让僧团每一位成员，在戒律条文的约束下，保持僧团的和合面貌，落实僧团的“六和”（“"六和‘，又称"六合敬’分别是：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乐、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精神。“断现在有漏”、“断未来有漏”，主要是指出戒律对僧团成员在修学道路上的促进和增上效能，促使僧团成员以戒律为准绳，规范行为，断恶修善。僧团成员可以通过断恶修善，净化自心，达到内心自觉，具有完善个人修养的伦理意义和道德价值。　“令未信者信”、“已信者增长”、“正法得久住”，主要是阐明僧团成员通过戒律的遵循，可以达成僧团正面形象的树立和对佛教整体传播的影响力，已超越了僧团自身的范畴。

     佛陀除了为了保障以上提出的目标和为僧团及成员制定了相应行为规范和准则能落到实处，还规定僧团每半月应集体对照这些行为规范和准则，检查和反省个人的言行举止和起心动念是否符合法度，这在僧团叫作“半月布萨”。如果有不符合戒法中的言行举止和起心动念，就应该当众承认错误，并希望得到大众的谅解，保证将来不再违犯，这在僧团叫做“忏悔”。正因为僧团坚持“半月布萨”和“忏悔”，佛陀制定的行为规范和准则才不至于只是一纸空文而流于形式。但能够定期自我反省和当众承认错误并加以改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是需要个体的胆识和勇气，更需要有大智慧，才能够达成这一目标。如果僧团的每位成员能够以内心的勇气和智慧来改过自新，那么僧团每位成员必定能够养成自我觉醒和自我管理的品德。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出，印度佛教透过戒律来实现对僧团的管理，有三方面的目标：①促进僧团的和合。②实现止恶修善、完善个人修养的伦理意义和道德价值。③促使僧团成员自我觉醒和自我管理。④促进佛教持续性传播。从佛教的终极追求来讲，以上应该是最基本的目标，其终极目标应该是解脱生命，成就佛果。而这些最基本的目标，应该是终极目标的始点和基石。

    汉传佛教僧团的管理，除了继承印度佛教的戒律外，还奉行特有的禅林清规及细则。制定这些清规和细则的精神，如杨亿（974～1020）在《古清规序》所说：佛祖之道，欲诞布化，元冀来际，不泯者，岂当与诸部阿笈摩教为随行耶？成曰：《瑜伽论》、《璎珞经》是大乘戒律，胡不依随哉。师（百丈）曰：吾所宗非局大小乘，非异大小乘，当博约折中，设于制范，务其宜也。于是创意，别立禅居。这段文字反应出百丈禅师创立寺院和清规，并不是抛弃戒律不遵，而表明是在戒律的基础上，遵循戒律的精神，适时适地而方便制定的。又如宗颐大师在《禅苑清规序》所说：然而庄严保社，建立法幢。佛事门中阙一不可。亦犹菩萨三聚声闻七篇。岂立法之贵繁。盖随机而设教。

    菩萨三聚是指摄善法戒、摄律仪戒、饶益有情戒，声闻七篇是指比丘、比丘尼二部戒法。在宗颐大师看来，为了寺院庄严，弘法化众，制定清规的精神，与“菩萨三聚”、“声闻七篇”是一致的。并不是要徒增繁琐，而是弘法所需的方便手段，从以上两段文字可以知道，中国汉传佛教僧团的管理，虽然除戒律约束以外，清规细则也必须奉行，但清规细则的制定，并不是与印度戒律相违背的，而是在印度戒律精神的基础上为适应中国汉地的实际情况和僧团建设、弘法需要而作出对戒律的补充。因此，通过清规细则来对僧团的管理，也应当同印度佛教通过戒律来管理僧团的目的和精神是一致的。

僧团管理精神的现代意义

    众所周知，现代管理学的核心内容是倡导管理行为的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人性化，而其基本目标是实现市场和利益的最大化。通过以上的介绍，对传统佛教中僧团管理的内容和目标也有了轮廓性的了解。如果我们将，现代管理学的核心内容和传统佛教中僧团管理的内容相比较的话，我们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许多的相通之处。传统佛教中管理僧团的二部戒法、二十犍度，以及汉传佛教中的禅林清规及细则，包括有现代管理学中注重人、财、物、个人和团队的管理要素。二部戒法和清规中的各类制度，与现代管理学的制度化管理，二十犍度中羯磨制度（集体决策制度）等与现代管理学的民主化管理是可以相媲美的。另外，传统佛教僧团管理中强调的“和合”精神，与现代管理学倡导的团队精神打造也是极其相似。除此以外，笔者以为，传统佛教僧团管理中所提倡的在管理行为中止恶修善，完善个人修养的伦理意义和道德价值，以及实现自我觉醒、自我管理的精神，在现代管理学建设中没有引起广泛重视。而从真正意义上的管理行为来看，要想管理行为中，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人性化管理落到实处，似乎实现每位成员的个人修养、自我觉醒、自我管理显得十分重要。因为只有每位成员以完美的个人修养，高度的自我觉醒，达到深度的自我管理，内心世界对外在的管理才能自愿接受和欢喜遵循，这一精神是从事现代管理行为的人士值得引起注意和借鉴的，这也正是传统佛教中僧团管理目标的现代意义之所在。